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 (3)

文/李以撒

《生命季刊》第115期

请阅读本文上篇：

我的母亲张素娥(1)

音频为郭光明弟兄朗读：

我的母亲张素娥(2)

文革

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，母亲敏锐地知道这次运动会对更加猖狂地逼迫基督徒。祷告——因为不祷告无法胜过，因为撒但很厉害。

文革刚开始时，母亲在西康路家里跪下来祷告，母亲向神祷告说：神啊，这次风浪很大，我这次肯定要卷进去，求你与我同在，让我刚强壮胆。一个刚强的人都是预先做祷告的人，与神有连接的人，求你赐我成为与神连接的人，让我成为凡事祷告的人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家人交托给你，大儿子交给祖母，二姑有工作，可以生活，求神给他们平安。主啊，我将小儿子交给母亲，小儿子只有九岁，老母身体很弱。我把母亲和小儿子完全交托给你了，让我看到你养活我的小儿子和母亲。”

这是完全真实的祷告，我们家也确实遇到了大风浪却安然无恙。母亲对我们说，不要说话，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推给母亲，让她一个人来回答。母亲也说，“我要好好地信主，不说话。他们开会，我不会说话，不发表意见。他们什么造反派我都不会参加，专门上班，做好工作。”

1968年母亲正在上海金山县巡回医疗，被紧急调回上海，第一天到医院，脑外科病房就让母亲站在办公室对面靠墙的凳子上，准备让人来批斗她。母亲半年以上在外巡回医疗，病人家属都不知道她是谁，都不认识她。另外病人家属都花时间来照顾严重病人，哪有时间来批斗。

没几天，两位年轻医生唐镇生和江澄川，都是共产党员，带着医院的一批人来到西康路的家里进行抄家。我家都是破烂衣裤，没什么东西，就抄走我父亲留下的圣经和属灵书籍。临走把家里的橱柜都贴上封条，盖上华山医院造反派公章，只留下一个小抽屉可以用；还把我母亲一起带回医院隔离，不准回家。还不能拆封条，拆了就是现行反革命；过半年都不来拆封条，到深秋，我都没有衣服穿，也没有被褥保暖。这疯狂的时代，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阶级斗争。

这主要是华山医院把母亲的档案材料抛出来，造反派一看我父亲是反革命，1962年已经去世了，就把母亲打成了专案对象，然后就开小会叫母亲讲。母亲说：我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他们就宣布母亲不要上班了，坐在这里写检查材料。母亲不写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好写的，你们要我写，我在上海什么人都不认识，我的娘家在徐州，兄弟姐妹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，天天和你们一块上班，没有什么可以写。”这样就从小组会提升到一百多人的系统会。

系统会是神经外科，神经内科，放射科，病理科，还有一个研究室，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管着这许多人。系统会那天在食堂里开会，有一个凳子，叫母亲跪着，前面是毛主席像挂着，母亲没有看见。那个放射科陈星荣主任是支部书记，说：“刚才我们打电话叫你下来，你下来的时候祷告了吧！”母亲回答说：“祷告了。”书记说：“好，跪在这凳子上。”文革期间支部书记说一句话比法官还厉害，文革真是无法无天。书记说一句话就让你够呛。

所以书记就问母亲：“你要走你丈夫反革命的道路吗？”母亲想，若我说走，他们就开始打人，圣灵给母亲感动说：“我要走我丈夫十字架的道路。”问了三遍，回答他们三遍。他们不懂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不好再问了。书记另外又问：“你有一双鞋要送某一个人，你说了什么话？”母亲回答说：“有的，是吴爱华的丈夫，我丈夫与他的脚差不多大。我说，是双很好的皮鞋，因我儿子还小，我送你了，希望你能以后为耶稣传福音，走天路。”

母亲隔离初期，医院不断地开系统的批斗会，不断逼迫母亲写检查，要写出以往所做过的事，要对每件事批判，包括你所知道其他的事。这是所有政治运动所惯用的手段。母亲知道事情越说越多，欲加之罪就越加越多，母亲就保持沉默。所以医院工作组不断派人外调关于母亲的“罪行”，并且让母亲离开护士岗位，下放劳动改造，去做勤杂工，天天扫地，拖地板，给病人送饭菜。

事后母亲告诉大家说：“隔离改造，我很开心，叫我劳动，我就不用上夜班了，夜班很辛苦，一个人要管六十几个病人，忙得时间要小跑步。白天睡不好觉等于没睡。而劳动白天会忙一点，晚上七点多就能睡觉，早晨五点起床，休息得很好。工作也没有压力。我爱护病人，对病人很好，早上馒头冷了，就给病人蒸热了给病人吃；面条是硬的，就给病人煮软了再吃。所以病人找不到我的缺点。我派饭时，按房间次序分发。工宣队队长还表扬我，说我爱护病人，按规矩做事，其他科室派饭时都团团围着餐车，我这里都清清楚楚，一点不搞错。我有空还帮护士做点事。”

母亲的意思，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认认真真，不可马虎。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不可辱没耶稣的名。

医院工作组调查母亲的“罪行”后，要开全医院职工大会批斗母亲。那天仍然是陈星荣支部书记主持大会，站在台上，大声呼叫。母亲和一个天主教的人，已经放弃天主教作为陪斗，一起被点名上台。主持人说向毛主席像鞠躬。母亲这次顽抗，像挂在台上正中央，边上有好多空地方。是个大舞台，坐北朝南。母亲跑到东北角，拿着话筒，母亲说：“毛主席，你在北京，我向你鞠躬了。”母亲不向像鞠躬，因为第一次不知道前面有像，这一次母亲跟他们玩真的，有可能后果当场被判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。因为开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，工人较少，也没有一个声音喊打倒，这件事就马马虎虎地过去了。

主持人就问话说：“你老公开追悼会上，你说过什么话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“他说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要献给耶稣，传福音。我说将两个儿子都献给耶稣传福音。我说这话是我的基督教信仰。”主持又问：“你在家里窝藏反革命分子杨益青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“杨益青已经生乳腺癌转移淋巴，伤口已烂，需要看病，购买医疗用品清洗伤口。她是崇明人，没有工作，那里买不到这些医疗用品，来上海购买。没钱住旅馆。我是医疗工作者，可以帮指导处理伤口。所以接待她住在我家。”合理的回答，主持人也无话可说。主持又问说：“你还有一封信给吴爱华，里面写了什么话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”吴爱华是我的同学，她和我一样，在改造。我们两个人都推着病人餐车去到病人食堂，领病人的饭菜。我看到吴爱华在哭，就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你要像耶稣那样默默无声，若没有耶稣的许可，没有一根头发落在地上。我就是想安慰吴爱华。”主持人不知道纸条上内容的含义，也就没有追问。后来有个家属向母亲提出意见，她说：“你是个改造分子，一天到晚看着我们家属，说我们洗衣服什么地方没有洗好，把我们管得好紧啊。”母亲拿起话筒回答说：“我遵守华山医院给我的规矩，那个纱布桶和垃圾桶，我在上面标明了。纱布桶我们华山医院规定要回收，一毛钱一个，医院里规定我要执行，你们将香蕉皮苹果皮等垃圾放进纱布桶，我能不管吗？你们洗衣服，不到水槽去洗，在办公室门口洗衣服，洗得地上一滩水，影响医生护士办公和进出，万一滑脚跌足，谁负责任。我给你们提醒，你们还是我行我素。我当然要责备你们，不准在办公室门口洗衣服。”所以他们又不说话。主持人说：“你下去吧！”我母亲想，下去就下去。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被批斗。

但还是有许多问题提出来或者询问核实。母亲也无法回答，因为许多揭发的事情我母亲并不知情，所以否定。隔离将结束时工宣队专门找我母亲单独谈话，在放射科拉着窗帘看片子的房间，房间昏暗。工宣队在桌边问母亲说：“你有什么问题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“我是信仰基督教的。”他们接着说：“那你现在要写一篇批判圣经的东西交给我们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“我不写，因为到今天我还相信这本圣经。”他们说：“好，你走吧！”母亲抬脚就跑。

到1970年底医院工作组将母亲的审查资料递交给陈公白院长。陈公白被打倒改造时与母亲一起劳动，半夜抬病人走楼梯去拍片，院长平时不劳动，力气不大；母亲一直辛苦劳动有气力，母亲就很照顾陈公白。陈公白院长拿到母亲的审查资料，知道母亲没有问题，就批准平反，补发被扣工资。医院工作组将抄家物资（都是书籍）让母亲过目。母亲趁他不注意，拿回一本《神的永远计划》，香港出版，已是绝版；八十年代又在香港重新印刷一批。有专人正式找母亲当面平反，给出结论说：“你的问题解决了。我们给你调查了，放射科，神经内科，神经外科，你这一个系统都调查完了，他们给你一致好评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“好的，谢谢你！”母亲自己想着：“主啊，荣耀归给你。”

但是，在文革期间，我母亲主要在脑外科做护士，有三位年轻医生都在30岁左右，年轻气盛。在造反有理、阶级斗争等错误指导下，对待专政对象，想显出自己的能力。我母亲受到这三位医生的批斗。

更年轻的陶医生，造反派脑外科主任，给母亲写大字报漫画，画我母亲两手各拎着一个儿子从山上跳下去。漫画那天下雨被冲没了，又画一张小的同样漫画贴在厨房对面墙上。也没有人看。有一天开完刀在放射科一间房内碰到，就对我母亲说：“你信的耶稣究竟在哪里呢？”我母亲回答说：“耶稣就在这里啊！”他觉得没趣，转身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他为脑肿瘤病人开左边肿瘤，开到右边，打洞，锯开脑壳，发现没肿瘤，知道开错，医疗事故。主任医生报复他，被遣派到四川山沟的医院里。他妻子也是华山医院医生，不断地寄食物给他。几年后被第六人民医院将其调回上海。陶医生回到华山医院脑外科，很远就叫住我母亲说：”“张大姐，我贴大字报，小字报，我错了，这是个教训。”我母亲并不恨他们，也不报复他们，还要帮助他们。

另外二位唐镇生医生和江澄川医生，抄我们的家，开小会说：“你们一家人都是反革命，你跳楼去死好了。”母亲想：“我才不会死呢，我还要养家糊口呢。”母亲与两位医生同在一个科室，唐医生在金山巡回医疗，出轨，与妻子分道扬镳。江医生的妻子出轨高干，七年离婚收场。母亲并不歧视他们。他们为病人开刀后发生突变，无法救治，放弃抢救时，母亲提出她来尝试抢救。母亲根据多年的经验给病人施行救治，好多病人都被母亲抢救过来。唐医生有过一个病人，整个科室一致同意放弃，母亲请缨救治，死马当活马医，精心护理，提议换药，把病人救活、出院。

母亲的护士工作一生精益求精，认真负责，从没出过事故。在华山医院，母亲是出名的有能力的特别护理。母亲退休后，医院领导的病人会请我母亲出山，做特别护理。江澄川医生为一位高干子弟（其伯父是部长）开刀，出于好心，要更仔细一点清理脑瘤残余，结果碰到小脑，病人就变成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植物人。院领导请母亲去做护理，一不小心就会停止呼吸。母亲为这病人做了两年多，还教出护士能够护理此病人，整四年活在病床上，已经有感觉了。结果还是给新来的护士不小心翻身停止呼吸。包括上海美领馆华人官员的父亲中风，因政治的原因，请母亲去做特别护理。母亲把病人护理得很好，因老人要回美国，希望母亲能去美国帮助护理，母亲拒绝，母亲有事要做，要开办老人院。（待续)

李以撒 中国大陆传道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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